为此，本文从国家保护视角，结合比较法经验和我国实践，梳理个人信息权利束的理论脉络，重思权利束的法理基础与法律性质。
司法的本质是法律的判断，表现为把抽象的法律适用于具体纠纷案件的法律推理过程。为保障立法的有效实施，立法机构还要在法律实施一段时间后及时进行跟踪评估，梳理改革新进展和新问题，发现立法上存在的漏洞、瑕疵，为解释法律、修改法律、落实法律提供保障。
动态思维对实现最终的理想目标保持一种循序渐进的态度，是一种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的心态，主张将事物置于过程中、运动中、变化中观察，认为任何目标的实现或制度的完善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我们还需要寻找一种能够整合法律的形式与实质的长效装置。一套完整的立法程序包括调查研究、形成思路、公布方案、征求意见、修改方案、人大表决通过等民主程序。②调整和规范党中央与地方组织之间以及党中央各种机关之间、党的地方组织的各类机关之间的各种横向与纵向关系的程序规范，调整和规范党的组织与各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之间的各种横向与纵向关系的程序规范。(24)前引(14)，习近平文。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要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程序思维建立在承认程序独立价值、洞悉程序价值机理、遵循程序运作规律的基础上。因此，在守成与创新之间做好审查标准的全面设置与统一适用，才是解决当前审查标准体系合法性冲突的正确路径。
首先，审查启动程序配置错位造成立法审查的低效性运转。需要预先明确的是，本文所探讨的立法审查，单指以各级人大常委会为主体的，对已接受备案的规范性文件所实施的审查活动。另一方面也规避了规范性文件不适当所带来的法律责任。因此，针对审判过程中发现的规范性文件违法现象，法院应当以审查建议的方式，启动被动审查程序，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加以审查。
部分省份对规范性文件的界定，不再倾向于概念界定(或者定义条款的表达方式)，转而按照制定主体来界定规范性文件是否予以审查。(12)参见林彦：《法规审查制度运行的双重悖论》，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4期，第952页。
目前来看，各样本省份的立法审查程序大致可以细化为三类：主动审查程序。但地方整体备案审查实践却反映出，党政机关存在联合下发规范性文件的现象，因此需要地方党委与政府对该规范性文件分别加以审查。然而，依政策备案审查的有序开展无法化解依法备案审查上的诸多难题。因此，当该规范性文件仅用于特定的人或具体的事项时，该文件的规范性意义就无从谈起了。
倘若未将该司法文件纳入地方立法审查范围中来，那就不仅影响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审查监督范围，还有损公民的合法权益。增加不抵触标准与法律依据标准、违反法制统一的审查标准、不适当变通的审查标准。这三类行为属于渎职行为，而非立法行为，仅构成个体性过错，因而可以按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法官法》《检察官法》《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暂行规定》等规定予以处分。一条法律教义能否站得住脚，归根到底是看它能否给社会带来好处。
杨登峰教授认为，这些内部管理文件仅仅记载公权力机关内部运行实务，并且不影响内部、外部决策。各级党委、行政机关分别对党内规范性文件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确立了不同的备案审查程序。
其中，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具有普遍约束力可以反复适用被各样本省份视为认定规范性文件范围的核心条件(诸如湖北、甘肃、吉林等省份)。这些文件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1)按文件名称来界定，决定、决议仅被视为地方人大与地方政府制发规范性文件的集合表达，其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决定、决议、指示、公告、通告、通知、批复、函、会议纪要等形式。
(3)基于纠错而生发的程序。事实上，作为一种机会主义的立法制度，备案审查主体与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均有强烈的备案惰性。虽然各样本省份一直强调主动审查与被动审查相结合，但结果却导致完全进行主动审查，现实做不到。⑤莫纪宏：《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应遵循职权法定原则》，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37页。⑨参见胡锦光：《论法规备案审查与合宪性审查的关系》，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第26页。对于领域性较强的规范性文件而言，审查沟通程序的不足，极有可能影响规范性文件审查结果的公正性。
单就现行立法审查制度而言，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决定决议等典型规范性文件，已经在法教义学之下获得了充足的解释。②制度层面的努力并未带来实践层面的根本性改变，而立法审查实践的有益发展也未得到制度的有效回应。
在上位法未加明确的情况下，唯有地方性法规的自我改进才能克服规范性文件周延性的难题。由此可见，地方立法审查主体普遍对规范性文件做了扩张性解释。
①参见郑磊：《宪法审查的启动要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页。基于上述规范性文件立法审查的实践创新与法教义学检验，我国规范性文件立法审查制度应当做出相应修正，即以排除式立法模式确定规范性文件的范围，明确将司法文件纳入地方立法审查范围中来。
1.职权法定与省际审查范围的异同 在地方治理层面，职权法定与地方特色常常被视为一组对立的概念。完全进行被动审查，则与备案审查的名义相差太远(11)。④本文所统计的25个样本省份，包括河北省、山西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甘肃省、青海省、山东省、福建省、浙江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江苏省、安徽省、广东省、海南省、贵州省、云南省、北京市、上海市、重庆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21)因此，行政审查标准与立法审查标准的异化可能导致同一规范性文件审查结果的巨大差异。
在形式审查之后，立法审查机关所面临的真正难题是如何证明规范性文件的适当性，以及如何把握制定机关与审查机关之间的标准差异。十九届四中全会报告更是进一步要求，我国各级人大常委会要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
(三)审查程序的完善 效率低下与违法防范被认为是当前立法审查程序所面临的棘手问题。各样本省份主要在实质性审查环节，才注重立法审查主体与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之间的沟通，并且只是单向性询问。
但在地方规范性文件审查标准的制定上，各省尚未考虑到立法变通权所带来的审查标准变化问题。二者被学界归结为不抵触说依据说。
但鉴于立法审查制度的监督属性，以及地方备案审查人员的配置问题，我国应当重新界定备案审查程序的三种启动机制，强化被动审查程序在整个备案审查制度中的作用，以此来调控与分流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提升备案审查效率。而且，法律教义只可能来自法律实践，只能根据某种实践逻辑而被人为地创造出来。⑨而且，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出台的决定、决议，并不属于《立法法》上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审查范围。实践调研发现，有7个省份超越了《监督法》所规定的审查标准，且没有按照《立法法》的审查标准来设定开展审查活动，占统计样本总数的27%。
部分省份否定权力监督作为立法审查程序的当然理由，毕竟在符合法定权限标准之外，仍存在其他审查标准。据此，地方人大常委会在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审查上，除了不与上位法相抵触等人大立法标准外，还应当确立法律依据标准，专门用于地方政府规章的审查。
现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程序过分注重备案审查的人大内部分工协作，即便设置了听取制定机关的说明等沟通交流程序，但仍不能满足备案审查的实践需求。多数省份将规范性文件界定为涉及公民权利义务，具有普遍约束力，且在特定时期内能够反复适用的文件。
部分样本省份舍去了特征界定方式，转而按照立法程序的差异，分化出规范性法律文件与规范性文件(18)。一旦立法者试图通过简明的定义来诠释类型多样的规范性文件，法律教义所要求的周延性特征就难以满足。
